古航道视角下聚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湖南沅水流域星空体育为例（下）

　　星空体育平台聚落地名随朝代更替而演进，233个地名产生时期为战国—清代（公元前475—1912年），通过地名层分析，将其划分为宋前、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5个地名层，结合民国后更改和废除地名景观类型（图4a）和用字（词）类型（图4b）的占比统计来看，水系水文类呈明显递减趋势，民国后地形地貌类和人文景观型更改递增；方位类地名随水系水文类地名的减少而递减，元明时期寓意类地名数量较多，清代和民国后更改数量均较少。

　　经统计，聚落地名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个时期，分别占比12%、21%、55%，元代产生的地名数量较少，仅占4%。根据战国—清代5个地名层的重心分析结果（图5a），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地名产生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演进过程揭示流域开发时序，重心从与沅水干流平行的中游地区向上游南移，再逐步转向东部中下游航道和西部支流航道摆动迁移，印证了元代以前，中国最主要的移民活动是三次北南方向的大迁徙，元代以后，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变为主要方向。地名经历了“干支流航道中下游沿线分布—干支流航道交汇处扩散—沿驿道走势分布—县域中心集聚—干支流与流域边界团状集聚”的演进过程，反映由易到难、由平原、丘陵到山区、由航道向驿道、由交通路线向流域边界的开发建设过程。

　　4.2.1宋代以前（公元前475—960年）：沅水与酉水、潕水航道交汇区和沅水下游航道区集聚 宋前，沅水流域由于地处偏僻发展较缓慢，地名仅占总数的7%。通过聚落地名标准差椭圆分析发现（图5b），地名分布总体方向与沅水干流平行，从航道层面来看，形成了沅水与酉水、潕水航道交汇区和沅水下游航道区三个最初聚集地，中游及部分支流下游地区均为丘陵地带，下游为河谷宽阔的冲积平原。前两个聚集地数量更多，与六朝时期（公元222—589年），今湖南地区的开发重心仍是四大川流中上游地区的开发进程相符。

　　自然景观型地名共11个，总数占比65%，其中水系水文类10个，主类占比91%。名称类地名总数占比71%，干支流航道名称为沅、酉、辰、锦、溆、潕等共10个。地名烙上了“五溪”的历史印记，命名多延续山水名称，以描述方位地名为主。

　　4.2.2宋辽金时期（960—1234年）：武水、渠水、巫水航道交汇处扩散 宋代以来，水运优势进一步突显，集市、草市和墟场应运而生，大量移民从北方和江西进入，土著文化接触和吸收了汉文化。通过聚落地名重心分析（图5c）可知，宋代分布重心由沅水干流航道延续到武水航道、渠水航道和巫水航道等，丘陵河谷土地开垦后，沅水上游地区的高山峻岭逐步得到开发，有影响力的地名晚于中游出现。根据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椭圆面积由22190.09km²增大到23626.80km²，地名分布向南部扩展，呈干流航道趋向支流航道分布的趋势。

　　自然景观型地名总数占比66%，水系水文类主类占比58%；随着文化渗透和社会经济发展，山地、资源等被记录。名称类总数占比为38%，干支流航道名称共6个，如“渠”“朗”和“洪”，河流名称2个；数量、动物和寓意类开始出现，由直接沿用水文名称转向以水文特点命名的偏好，是自然向人文转化的过渡，其分布与宋代新增集聚区相符。宋代通过“经制蛮事”等，使沅水中上游地区得以开发，形成了以辰、沅、靖三州为中心的城镇网络体系，推动了五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南移。

　　4.2.3元明清时期（1234—1912年）：沿湘黔、湘川驿道走势分布—县域中心集聚—酉水、武水、溆水和渠水流域与流域边界团状集聚 沅水地属中原连通西南的过渡地带，元代大力 经营川、黔、滇，整修湘黔、湘川驿道，在五溪地区设界亭、马底等15个“站赤”（驿），掌管运输事宜。根据聚落地名重心分析（图5d、图5e、图5f），从水陆交通来看，元代新地名主要沿驿道干线走势分布，并在沅水与辰水航道交汇处形成集聚区；而因经济原因开发湖南，至明代为甚，地名数量较之元代呈现爆发式增涨，为元代的5倍，呈现县域中心集聚的特征。楚道汉驿，至清代才完成辐射四方连通境内各州府的驿道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大量汉民与当地的土民、苗民进行商业、农业互通；此一时段，新增地名在酉水、武水、溆水和渠水等流域集聚形成规模，呈现干支流航道与流域边界团状集聚的分布态势。

　　由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可知，元代椭圆面积缩小到17319.72km²，明代扩展到30862.36km²，地名分布向东北偏移，随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星空体育，沿着西南方向延伸，地名随着整体规模扩大而集聚程度降低。清代椭圆面积缩小，并随着农业、商业的发展沿着西北方向纵深，各航道尤其是酉水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

　　元代（1234—1368年）人文景观型总数占比56%，特征类占比67%是名称类的一倍。水系水文类用字仅有“湾”1个。明代（1368—1644年）自然景观型地名总数占比54%，水系水文类主类占比59%。特征类总数占比58%，其中，人文型特征类占比首次超过自然型特征类。干支流航道名称5个，河流名称6个。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开发经营，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弱，以展现人文风貌、事物特点的命名偏好较为明显。清代（1644—1912年）自然景观型地名总数占比63%，水系水文类最多，主类占比42%，首次出现了气象气候类地名。特征类总数占比65%。干支流航道名称5个，河流名称17个。清代以自然特点和人文特征命名的偏好显著，主类分别占比63%、69%，反映了水陆交通的开拓带动经济、文化发展，深刻影响地名产生和景观类型，命名向“特征化的人水关系”转变。

　　4.3.1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命名理据的变更特征 聚落地名在历史发展中经过了变形和变更等嬗变过程，其景观类型和主要用字（词）在不同地名层发生了变化，变形侧重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运用谐音等修辞方式雅化地名或省略部分字（词），变更主要体现在命名理据的转变。通过地名层分析，地名的嬗变时期划分为战国—清代（公元前475—1840年）、清代—1949年、1949—2016年3个地名层，以命名理据的变更为例，探究流域聚落地名的嬗变规律。据统计，地形地貌类、水系水文类、资源物产类、姓氏集聚类、史实传说类、历史职能类、建筑工程类的变更占比分别为16%、15%、26%、50%、25%、26%、3%，地形地貌、水系水文和建筑工程类地名稳定性更高。聚落地名景观类型变更格局（图6）可以看出，变更方式总体呈现向人文景观型转化趋势，主要包括自然景观型转水系水文类，姓氏集聚和史实传说类转自然景观型，自然和人文景观型转建筑工程类，水系水文和史实传说类转历史职能类4种，驿道沿线和流域边界地名变更频率高。康熙年间（1662—1722年），朝廷加强了对腊尔山台地“生苗区”的征剿，在五寨司（今凤凰县）设置镇筸镇，尔后设置乾州、凤凰、永绥、古丈坪四厅以管控苗疆地区，行政区划及名称随之调整变更，尤其是湘西地区的聚落地名变更较多。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实行移民屯垦，改土归流，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境内经济趋向繁荣。清代—1949年，随着军防功能需求减弱，在原有军事聚落格局上发展成具有商贸功能的聚落，其地名因商贸繁荣而更名，如浦市，宋隆兴（1163—1164年）名为浦口堡，是改土归流、商业崛起的历史印记。1949年后区域开发建设，其地名因指代地域实体的功能特征等变更，如三拱桥镇。因此，受历史演进影响聚落地名呈现层积性、功能性，多延续其历史通名，或随着功能演进而变更，是流域开发形式在地名的存续。

　　4.3.2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存续状态的演化特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存续为重点，通过地名层分析，233个地名的存续时期划定为清代—1949年、1949—1990年和1990—2016年3个地名层，参考地名普查状态，存续状态划分为不变、更改、废除。经统计，累计（同一个地名不同阶段重复统计）不变地名共190个，更改地名共53个，废除地名共80个。结合聚落地名存续状态的核密度分析（图7），累计不变地名主要沿航道、驿道走势分布。三个阶段不变地名分别呈现沿航道间隔分布，沿驿道和流域边界分布，距离航道、驿道相对较远区域分布，地名稳定性体现出航道沿线驿道沿线边缘区。累计更改和废除地名的空间格局基本吻合，以乾州-沱江、渠阳-县溪和古阳、辰阳为核心的县域最为密集，反映出县域城镇集聚，地名的置换频率最高。

　　更改地名中自然景观型地名共22个，占比42%，地形地貌类主类占比52%，水系水文和资源物产类主类占比均为10%。随着洪水泛滥，人们择高而居，山区的开发与利用，地形地貌类命名大大超过水系水文类。用字（词）特征中数量和动物类地名激增，体现经济联系的密切，“大”“双”等数量类字（词）使用频率较高。从更改、撤乡设镇和搬迁或淹没等原因废除的80个地名来看，自然景观型共46个，占比58%，水系水文类主类占比48%，远超过地形地貌和资源物产类；特征类地名总数占比62%，近名称类一倍。

　　时移势易，随着思想观念、审美偏好等变化，名称类较特征类地名更具稳定性。而水面日渐收缩，航道功能衰退，酉水、武水、辰水、渠水等部分河段因通航不便或建水轮泵坝先后断航，1985年的港口普查数据显示，历史时期93个具有码头或渡口功能的聚落中29个仍发挥着区域港口的功能，水系水文类用字大量消失，如列夕乡、河西镇、麻伊洑镇等废除，其命名逐渐失去历史积淀下的水运文化特色。

　　流域是文明的载体与媒介，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聚落地名的分布和演变受到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结合沅水航道兼具自然和人文属性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关联性，筛选影响因素指标。此前研究已论证水运条件（距航道）、区位条件（距县城）对聚落及历史职能类型的空间分异具有显著性影响，因而引入古航道及其影响下的聚落历史职能和水利建设指标以考察历史时期沅水航道及沿线聚落和区域发展对地名层积性、稳定性特征的影响。同时，参考承载特定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名镇名村和文化线路沿线村落等空间分异成因研究，选取航道密度（或距航道）、距码头、距水电站和驿铺职能（是否具有驿铺职能分别赋值1、0）4项航道辐射指标，高程、起伏度、坡度、坡向、距水系、降水、气温和植被覆盖8项自然环境指标和人口密度、人均GDP、城镇化率、路网密度、距县城5项社会发展指标，借助地理探测器、逐步多元回归等方法，探究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和演变的影响因素。

　　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产生年份较早、延续时期跨度较长的特点，影响因素尤其是人文相关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具有较大差异，且衡量标准难以统一，因而依据研究侧重点进行筛选。航道辐射因素侧重于考察古航道对聚落地名的影响，主要为民国前数据（其中水电站建设更多与聚落地名的存续相关，为湖南省第二次地名普查成果数据）。基于存续时期的划分依据，侧重于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聚落地名的影响，分别选取1998、2008和2018年的NDVI与1953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人均GDP数据纳入模型，多次运算结果显示影响因子及显著性具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表明较大时间尺度下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聚落地名集聚和延续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因此，选取2020年的社会发展指标数据，自然环境指标中NDVI和气候（气温、降水）分别选取2018年和2020年。

　　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各指标对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影响度，各指标数据按自然断点法分为7类，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所选定的影响聚落地名分布的16个因素中，8个指标对190个累计不变聚落地名集聚分布有显著影响，其他指标对其集聚影响不显著（表2）。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距码头人口密度高程城镇化率人均GDP降水气温航道密度，其中前6个指标p值均为0.000。不难看出自然环境对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起着基础性作用，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起主导性作用。

　　5.1.1自然环境是影响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形态的基础因素 地理探测结果的q值显示，高程（0.242205）、降水（0.192800）和气温（0.103986）是不变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异的主要自然环境因子，制约着沅水聚落地名的分布形态和密度。

　　地形地势因素奠定了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的整体分异格局。不同高程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宜的高程能满足农事生产所需的土壤和水热条件。据统计，190个不变聚落地名分布于0~200m、200~400m的占比分别为32%、46%。高程由河网密布地区向山区递增，聚落地名密度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高程在100~200m时，聚落地名密度达到最大值，高程大于400m时，其密度值出现大幅下降；而高程低于100m时，其密度为最低值。此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湖泊沼泽地区的改造利用比丘陵河谷地带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代城和镇的选址更倾向地势较高地区。

　　降水和气温是土壤水分、植被需水量和热量的主要来源，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聚落发展对水资源、日照和热量条件的依赖。年均气温由河网密布地区向山区递减，年均气温在17.7~18.7℃时，不变聚落地名占总数的61%，其密度值较高。在气温偏低的地区，其地名聚集度较低。聚落地名分布在年均降水量为1400~1600mm范围，占总数的75%，其密度达到最大值。沅水乃至湖南地区与中原相比，显得潮湿、炎热，且森林蓊郁、水汽蒸腾，故历史上久蒙“五岭瘴气”之名，影响了区域开发进程，很大程度制约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的分布形态和密度。

　　总体而言，高程的低值和高值区、气温的低值、降水量的低值和高值区的不变聚落地名分布相对较少，高程100~400m、气温18~19℃、降水量在1400~1600mm区域的自然环境较为理想，构成了聚落地名自然集聚和延续的基础。

　　5.1.2航道辐射是影响聚落地名文化景观集聚和延续的主要因素 通过地理探测可知，距码头和航道密度q值分别为0.301225、0.101674，且具有显著性，而路网密度不显著。距码头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其它因子，因而距码头是不变聚落地名密度空间分异的控制性因子。

　　不变聚落地名文化景观聚集区由沅水干支流交汇区向流域边界递减，其分布密度与航道密度呈正相关。据统计，距航道为0~3000m时，不变聚落地名数量占总数的60%，航道密度为（0.14~0.23）m/m²时，不变聚落地名密度达到最大值。这归因于古时陆路交通便捷程度较低，航道提供生产生活所需水资源的同时，也是境内外沟通交流的主要通道，通航河道密布、航运能力越强，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越易形成规模更大的聚落，有利于其地名的集聚和延续。

　　不变聚落地名文化景观聚集区与距码头较近聚落聚集区高度重合，距码头为0～13000m时，不变聚落地名占总数的66%，其密度达到最大值，其中聚落地名密度值在距码头0~3000m低于3000~13000m；而距码头高于16000m时，其密度达至最低值。码头规模越大，与码头相依而生的村镇也愈发繁荣，对地名的集聚和延续具有正向推动作用。随着区域交通方式递变，公路、铁路和水电站建设的兴起，与码头距离3000m以内的部分聚落淹没或撤并，其地名也随之废除。总体来看，距码头0~13000m、通航河道密布地区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稳定性较高。

　　5.1.3社会发展是影响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和传承的重要动因 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的重要因素，地理探测结果的q值显示，人口密度（0.252072）、城镇化率（0.212977）和人均GDP（0.211787）是影响沅水不变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与存续的重要动因。3个指标高值区均与聚落地名聚集区重合度较高，表征其与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整体上呈正相关。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密度呈现出由沅水干流、武水、辰水和溆水流域向渠水、巫水上游和酉水下游递减的影响趋势，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聚落地名密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当人口密度值低于100人/km²或大于900人/km²时，其密度呈递减趋势；而人口密度值为（220~260）人/km²时，其密度为最大值。当城镇化率大于74.18%，聚落地名密度值较高。可见，适度人口集聚的聚落有利于其地名的存留。城镇化发展和人均GDP增涨为聚落的发展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其地名文化景观的延续和传承起到了促进作用。

　　基于地理探测结果，选取15个影响因素，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对地名产生、变更和存续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同时，将产生时期、嬗变时期、变更次数（民国前）和存续状态（不变和更改、废除分别赋值0、1）纳入回归模型（表3），探析因变量之间、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测算三个模型R²分别为0.318、0.429、0.709，P值均为0.000，符合模型假设，各变量VIF值均小于3，变量设置合理，未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三个模型中，气温、降水、起伏度、坡度、坡向、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的P值不具有显著性。

　　从标准化系数值大小及正负关系来看，聚落地名的嬗变时期、变更次数与存续状态关联性显著，嬗变时期与变更次数呈负相关，与存续状态呈正相关，反映出民国前地名的嬗变年份越晚，变更次数递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地名的嬗变年份越晚，存续状态为更改或废除，且产生时期与存续状态呈负相关，表明1949年后较多产生年份较早地名的存续状态为更改或废除，应与政策和区域开发建设有关。从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系数值大小来看，自然环境因素对聚落地名文化景观产生时期和变更次数起着基础性作用；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因素对其地名产生、变更和存续起主导性作用。具体来看：①驿铺职能（X₆）、距航道（X₃）、距码头（X₄）、高程（X₁）和人均GDP（X₈）对聚落地名产生时期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距县城（X₇）对其变更次数和存续状态影响显著。②距航道（X₃）对聚落地名的产生、变更和存续均具有显著性影响，距码头（X₄）和距水电站（X₅）分别对其产生和存续影响显著，表明不同阶段沅水航道的动态发展、带动沿线聚落或设施的功能演变对聚落地名影响深远。

　　5.2.1聚落地名的产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航道辐射因素是聚落地名产生的关键因素，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因素孕育和促进了聚落地名产生。通过标准化系数的正负关系可知，聚落具有驿铺职能、人均GDP越高，所处地势低平，距离通航河流、码头越近，其地名产生年份呈更早的趋势，其中驿铺职能的标准化系数为-0.352，表明其与聚落地名的产生具有较高关联度。

　　结合邻域分析，统计高程和航道影响下的聚落地名景观类型与主要用字（词）的占比，通过反距离权重空间插值，得到高程插值（图8a）、与航道距离插值（图8b），并分别叠加地名景观类型的主要用字（词）来分析。自然景观型的主要用字（词）沿干支流航道分布，航道3000m范围内数量最多。“溪”“湾”集中于沅水中下游河谷平原，分别为14、6个，沅水和武水交汇处“溪”字密集；“江”“河”“水”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的山间丘陵及缓坡地带。地形地貌、资源物产类主要分布在海拔400m范围的丘陵地带，“坪”“岩”“山”等用字（词）体现了海拔升高带来的地貌类型变化。人文景观型的主要用字（词）集中于距离航道3000~9000m范围内，驿道和支流航道沿线m分布最多。驿、铺等建筑工程类地名多临航道而建，而堡、营等多与航道保有一定距离。因此，山丘性和水流性的环境影响和制约聚落地名文化景观的产生。

　　沅水流域位于川、湘、黔、鄂、桂交界处，是联结中原至西南、缅甸、印度，乃至中亚、欧洲、非洲的“水陆茶马古道”。政治上设置驿政、漕政等推动了水陆交通的发展，水、陆两途驿铺不仅将地势险峻、交通滞后的地区和中原地区密切勾连起来，随着商贸的繁荣，也逐渐发展为大大小小的集镇乃至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因此，驿铺的形成与发展是聚落地名文化景观产生的直接驱动力。随着历史职能变迁，部分“驿”“铺”通名逐渐省略，聚落地名实沿袭驿铺的历史专名，见证了流域的开发、军政的折冲樽俎和商业的潮起潮落，记录了古代区际互通繁荣的史实。

　　5.2.2聚落地名的变更受航道辐射因素影响显著 根据标准化系数的正负关系可知，民国前聚落地名距航道、县城和水系越远，变更次数越多。聚落地名的民国前变更次数越多，其存续状态多为更改或废除，且距航道系数值为0.340，其对更名次数影响显著。

　　水路运输与农业灌溉的结合，使新的区域随时间推移成为经济中心，某种意义上即水之州（府），如辰、沅、靖三州凭借其优越的水运条件，集散、交易当地富有特色的桐油、木材等商品，承担起区域内资源枢纽、商贸中心和军事据点等功能，社会物资丰富、环境稳定。而远水地区相对闭塞，尤其在原“生苗”区和“苗疆”，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常常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战乱，政权更迭，聚落地名变更频繁，具有层积性特征。因而聚落地名所处地区的水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和政治经济繁荣是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延续和发展的保障，使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稳定性特征。

　　5.2.3聚落地名的存续受社会发展和航道辐射因素影响 标准化系数的正负关系显示，聚落地名产生时期更早，距离县城、航道和水电站越近，其存续状态为更改或废除；反映了1949年后社会经济发展，乡镇合并等政策推行和航道沿线的水利建设导致大量产生时期较早、积淀着丰富地域历史文化的地名消失。

　　据统计，嬗变的三个时期更改为水利地名的主类占比分别2%、8%、44%，1949年后出现陡增；1949年前水利地名仅3个，1949年后的公路、铁路等在古航道基础上演进，因文学创作、风景区、水利工程而更名共15个，其中水利工程8个。自1950年后沅水水利资源开发成为经济建设重点，陆续建成了五强溪、托口、江市、洪江等水电站，造成古老沧桑的水码头、沿河古镇和村落的淹没、搬迁，大量反映自然环境、商业业态和方言特色的地名消失或被水利工程名称类地名所取代，如长潭河，实为人文景观型建筑工程类地名。地域文化流失，已不能反映原有命名规律，“地方性”的历史地名与流域文化特征应加以保护。

　　本文以湖南沅水流域为例，梳理聚落地名的语源特征，揭示聚落地名产生、嬗变和存续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为探究多层次时空序列和演变规律等拓宽了研究视角和理论，对重新审视和发掘流域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提高对流域文化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主要结论如下：

　　（1）沅水233个聚落地名以自然景观型地名为主，沿航道呈“串珠式条带状”分布，具有“名称化的水文”特征，以人文景观型地名为辅，沿航道、古道呈“西密东疏团块状”分布格局，与航道、驿道的空间走势关系密切。

　　（2）沅水聚落地名产生的分布重心从与沅水干流平行的中游地区向上游南移，再逐步转向东部中下游航道和西部支流航道摆动迁移，与中国北南方向的移民活动转向由东到西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水陆交通的开拓深刻影响聚落地名产生和景观类型，命名向“特征化的人水关系”转变，由直接沿用“五溪”航道名称，逐渐扩展到沿袭各支流航道乃至河流名称或结合方位星空体育、形态、寓意等来命名。

　　（3）聚落地名景观类型变更方式主要有自然景观型转水系水文类，姓氏集聚和史实传说类转自然景观型，自然和人文景观型转建筑工程类、水系水文和史实传说类转历史职能类4种。不变地名的稳定性呈航道沿线驿道沿线边缘区，航道、驿道沿线地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随着审美偏好变化、航道功能衰退，聚落命名逐渐失去历史积淀下的水运文化特色。

　　（4）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形态和演变是自然环境、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三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总体来看，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在距码头0~13000m、高程100~400m、气温18~19℃、降水量1400~1600mm、人口集聚、经济较为发达、通航河道密布地区稳定性较高。聚落地名的产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驿铺的形成与发展是聚落地名文化景观产生的直接驱动力；聚落地名的变更受航道辐射因素影响显著，水资源丰富、交通便捷和政治经济繁荣是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延续和发展的保障；乡镇合并等政策推行和航道沿线的水利建设造成地域文化的流失，“地方性”的历史地名与流域文化特征应加以保护。

　　沅水流域是“五溪文化”的发祥地星空体育，流域文化、文化线路等视角是地名研究开拓新领域的重要载体，也是钩沉、串联失落的地名文化内涵，讲好流域或线路故事的重要工具。本文是流域文化视角研究的一个尝试，选取的研究对象和历史阶段具有典型性、指向性的优势；但囿于史料记载的残缺，也存在局限性、相对性等不足。

　　（1）地名层的研究多集中在“语种”和“历史时期”两个层面，本文基于聚落地名的历史时期及演变过程划分3类演变模式，进而划分地名层。从图9来看，自然环境、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因素影响下聚落地名产生，其语源包括命名理据、字（词）和语言特征等，历史演进过程中地名语源经过了变形、变更等嬗变过程；从存续状态来看，地名或沿用至今（即不变）或更改或废除，嬗变与存续之间关联性显著，相互影响，且都受到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因素影响。然地名演变过程复杂，由于资料和数据的限制，现阶段无法详细梳理每一个地名形成发展过程，嬗变和存续划分的同一时期可能存在同一地名有不同的使用名称和更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航道具有历史层积性，水运、驿传文化等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信息造就了聚落地名多重的文化内涵，未来可以结合语种、语言特点分析，进一步探讨长时间尺度下聚落地名的功能性、层积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为重建多层次时空序列提供新思路和参考。

　　（2）本文聚焦于古航道影响下的聚落地名，它根植于流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地名的产生、嬗变、存续较多地受到通航河道、职能变迁、经济建设等的影响；其指代聚落承载着军事、政治、商贸等职能，且具有“因航而兴”的历史文化特性。与已有研究对比可以看出：①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对乡镇和村落（地名）的影响整体上具有一致性，主要受地形、气候水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等因素影响显著。②距水系1000m范围内，乡镇地名、村落遗址点的总数占比分别为50%、54%；233个历史时期的乡镇地名与水系、航道的占比分别为82%、54%，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对象较前两者更具有近水、近航道特征；而乡镇地名随区域开发进程，在远水地区分布递增，村落因距离水系尤其是通航水系相对较远，没有发展成级别更高的聚落。因此，研究流域单元的聚落地名尤其是城镇、乡镇等地域类型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特征需进一步探索航道辐射等影响因素，加强关注区域独特的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与不同时空阶段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多维度揭示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3）对跨区域聚落地名及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①湖南沅水流域村落类地名数量、语源类型更为丰富，深刻烙上了宗族、信仰、移民等地域文化记忆，挖掘村落类地名语源的变形、变更等嬗变过程，探索村落类地名命名规律和时空序列，综合考虑古航道影响下乡镇与村落等地名文化的分异特征，进而探寻沅水聚落地名文化保护的分类指导、分层发掘、多样开发等实施路径，如依据水运文化、驿传文化等划分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区。②聚落地名植根于所生长的流域环境，不同流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因而聚落地名的保护不能脱离其地域实体与自然和人文环境，应构建历史地段、通航河段、灌溉工程遗产、聚落和地名等多层级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的保护和传承体系。③需进一步协调聚落命名的传承和创新之间、新旧地名之间、不同时期地名之间的关系，加强地名管理、保护和传承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充分发挥跨区域聚落地名合力、塑造文化认同，推动聚落地名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连续性保护和地域文化的数字化、产业化开发，发展和弘扬古航道作为文化线路所承载的优秀特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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